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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采購規模占比持續提升
謝堯雯：隨著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不斷推進，政府履職越來越依賴于專業化的外部支持。一方面，諸如物業管理、法律顧問、審計評估等原本由單位內部承擔的后勤與專業職能，現已普遍通過政府采購方式交由社會力量承擔，實現了更專業、更高效的管理。另一方面，在推動數字政府建設的背景下，各級政府對云計算服務、大數據分析、網絡安全服務、政務平臺運維等新型服務的采購需求激增，是服務類采購增長的重要引擎。
姜愛華：政府采購服務占比連年增長，部分原因是政府采購服務規模增長所致，例如，有很多公共服務事項具有剛性需求，需要持續性購買，再如，隨著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一些新興服務（如智慧監管等）采購增加。
裴育：政府采購結構的變化深刻體現了政府職能轉變和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推進。行政機關履職所需的專業服務，正加快由內部供給轉向通過市場公開采購，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數字化治理加速發展，電子政務、智慧城市建設等催生了大量IT運維、數據分析等專業技術服務需求，進一步拓展了服務采購的范圍。同時，更多資金投向科技研發與數字解決方案，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新動力。
白景明：政府長期堅持過緊日子政策，加強預算管理并嚴控樓堂館所建設，同時強化“三公”經費管理，特別是嚴格限制公務車輛等大件耐用品的購買。國家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更加注重保民生，加大公共服務投入，例如養老服務、學前教育、普惠托幼以及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等，這些領域大多涉及服務類采購。這一現象說明政府支出結構正朝著改善民生和擴大內需的方向優化。
成協中：這一現象說明政府采購結構正在優化，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日趨完善，對公共服務需求持續提升。隨著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從 “有沒有” 轉向 “好不好”，且需求類型更加多元。比如對優質教育、專業養老服務、數字化政務服務的需求激增，政府需通過采購來滿足這些個性化、專業化的服務需求。
趙勇：這一趨勢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也反映了政府職能和治理模式的轉型。從需求側看，這標志著政府履職方式正加速從傳統的“管理型”向現代“服務型”轉變。這與全球政府治理轉變的趨勢相一致。從供給側看，這是我國經濟結構優化，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蓬勃發展的直接體現。服務類采購的增長為這些高附加值產業提供了穩定且規模可觀的市場需求，形成了公共財政與產業升級的良性互動。
分散采購規模占比持續上升
趙宏瑞：側重服務的政府采購更加適配分散采購模式，如養老服務、基層醫療服務、營商環境宣傳服務以及電子政務手段等推動了分散采購規模的增長，解決采購人急迫、小額、特定化的需求。
趙勇：這主要是“放管服”改革在政府采購領域深化的具體體現。自頒布《財政部關于加強政府采購活動內部控制管理的指導意見》開始，相關部門持續要求強化采購人的主體責任，賦予其在需求制定、計劃編制、履約驗收等環節更大的自主權和靈活性。經過多年的實踐積累和專業培訓，采購人的專業能力也在不斷增強，具備了進行分散采購的條件。另外，全流程電子化采購的普及，使得采購信息高度透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監管科技的應用，讓監管部門能夠從事無巨細的程序性審查，轉向基于數據的風險識別和精準監管。這種“互聯網+監管”模式，為“放權”提供了技術保障，使得監管能力與采購自主權得以同步提升。
成協中：各地落實簡政放權要求，縮小了政府集中采購目錄范圍，將部分項目調整為分散采購，擴大了采購人的自主采購范圍。但采購人需要注意加強專業隊伍建設，持續提升采購專業能力。同時，要完善內控機制，明確采購決策、執行、驗收等環節的權責。另外，要更加重視需求管理和績效管理。一方面，優化采購文件的編制，減少因采購需求不明確不具體導致的采購標的難以滿足實際需要的問題；另一方面，加強履約驗收和績效評價，提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姜愛華：分散采購占比持續上升是強化采購人自主權的體現。相對于集中采購，分散采購更具有靈活性，且更能發揮采購人的主觀能動性，更有利于實現采購物有所值。
白景明：這主要得益于分散采購在時效性和需求適配性上的優勢。分散采購能夠更快響應預算執行進度壓力，同時能更好地滿足采購主體的個性化需求。這一現象反映了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的深化，提高了預算執行效率和采購靈活性。
裴育：“放管服”改革有效釋放了采購主體的自主權。然而，隨著采購人自主權不斷擴大，也帶來合規風險。部分單位可能利用限額標準將大額項目拆分為多個小額項目，規避公開招標程序，“化整為零”現象趨于隱蔽，增加監管難度。
丁時勇：采購人需要嚴格按照政府采購法律法規進行操作，避免暗箱操作和利益輸送。采購人自主權的提升對于采購人采購規劃、執行和監督等方面的專業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采購人需要具備更強的執行力以確保采購活動順利開展。監管部門需要加強對分散采購的監督和指導，確保采購活動的合法合規。同時要通過優化監管方式，提高監管效率，避免過度干預對采購效率的影響。
謝堯雯：建議加快推進采購信息化建設，建立全流程電子化監管系統，實現對分散采購項目動態監測；健全采購人內部控制機制，明確各環節責任主體，強化采購績效評估；創新監管方式，運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提升監管精準性和有效性。
框架協議采購規模占比同比上升超3個百分點
成協中：框架協議采購規模的提升，凸顯了框架協議采購的功能優勢。框架協議采購自2022年實行以來，有效解決了小額零星采購項目競爭性、公平性不足的問題。以往這類項目常因金額小、頻次高，采用傳統招標方式成本高、效率低，而框架協議通過“一次征集、多次采購”的模式，大幅簡化了采購流程，成為小額采購的優選方式，直接推動了規模占比的上升，更好順應政府采購提質增效的改革方向。框架協議采購能夠極大提升政府采購效率，降低采購成本。
趙勇：框架協議采購從2023年的1.50%躍升至2024年的4.87%，這一變化非常引人注目。這與各地區、各部門大力推行這種新型采購方式直接相關。框架協議采購的核心優勢在于能有效解決小額、零星、高頻次采購項目“效率”與“規范”之間的矛盾，縮短了采購周期，實現了“效率提升”和“成本節約”的雙重目標。這一數據的快速增長，表明框架協議采購作為一種更靈活、更高效的制度供給，精準地滿足了實踐中的迫切需求，得到了采購人的廣泛認可和應用，是政府采購方式不斷優化和完善的積極信號。
裴育：框架協議采購占比同比上升超3個百分點，是政府采購制度改革深化的重要體現。隨著電子采購平臺覆蓋率不斷提高，框架協議的線上運行更加高效便捷，為其規?；瘧锰峁┝思夹g支撐。同時，跨區域聯合采購逐步推進，中央國家機關與地方政府協同開展框架協議采購，打破了地域限制，降低了供應商跨區域投標的成本，增強了市場競爭活力。實踐表明，框架協議的廣泛應用不僅顯著降低了小額采購的平均成本，還吸引了更多中小企業參與，價格競爭更加充分，實現了提質增效的目標。
趙宏瑞：采購辦公耗材、車輛維修等定期發生的常規需求無需反復走招標流程，形成的規模效應能倒逼供應商競爭壓價，相較于傳統協議供貨、定點采購提升了財政資金使用效能，減少了暗箱操作。特別是電子平臺“比價”，便于監管部門核查，實現陽光交易。在乘用車、物業、計算機、印刷等高頻需求上方便了采購單位線上下單，放大了各部門、地區間的協同合作。
丁時勇：框架協議采購通過集成需求、形成批量采購，有效降低單位采購成本和供應商的投標成本，具有提高采購效率、降低成本、提升采購的規范性和透明度，以及減少腐敗行為發生等方面的優勢，得到各地區各部門的廣泛認可。政府采購法的修訂和相關管理辦法的出臺，為框架協議采購的合法性和規范性提供了保障。
姜愛華：框架協議采購規模占比大幅提升，實際上與前幾年一些零星電子化采購逐漸納入框架協議采購相關。如果細看2023年之前的政府采購方式統計數據，會發現各種采購方式占比加起來并不等于100%，會有部分殘差。隨著框架協議采購的不斷推進，這部分采購逐漸納入框架協議采購統計之中，框架協議采購比重也隨之上升。
政策功能成效顯著
趙宏瑞：中小微企業是我國吸納就業的主力軍，在穩定市場、促進民生、助力發展方面作用關鍵。例如，400萬元以下適宜中小企業的工程采購項目應當專門面向中小企業采購，或通過預留份額等方式予以支持，這有效扶持了市場中的相對弱勢群體。再結合“政采貸”等金融工具，對穩住微觀市場主體、擴大就業意義重大，與國家戰略需求高度契合。
裴育：數據顯示，政府采購的政策功能正不斷強化，已成為撬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杠桿。對中小企業的扶持進入“量質齊升”新階段，合同金額占比遠超法定要求，且政策資源更精準地向抗風險弱的小微企業傾斜，這得益于預留份額、價格扣除優惠以及流程電子化等協同發力。鄉村振興采購正從“輸血”轉向“造血”，“832平臺”超百億采購額構建了可持續的產業循環機制，穩定訂單帶動了當地農業產業化發展，財政資金功能正從“單純支出”向“培育市場”躍遷。
姜愛華：政府采購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是所有采購政策中力度最大的，這對促進就業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支持能夠直接促進農民增收。這兩項政策都直接作用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白景明：相關數據表明，政府采購已成為落實宏觀政策的重要工具。授予中小企業的高合同占比，特別是小微企業占比的提升，體現了政府通過采購政策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共享發展。通過“832平臺”采購脫貧地區農副產品超百億元，顯示了政府采購在防止返貧、推動鄉村振興中的作用，成功將扶貧與擴大內需相結合。
趙勇：政府采購的政策功能正被常態化、機制化地嵌入采購活動，其宏觀調控工具屬性日益增強。71.79%的整體占比和其中小微企業63.19%的高份額，表明“預留份額、價格扣除、融資支持”等一攬子工具形成了合力，有效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為穩經濟、保就業、促創新提供了關鍵支撐?！?32平臺”超百億采購額構建了從農田到食堂的直通渠道，將公共需求直接轉化為農民收入，是富有中國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產業幫扶和鄉村振興實踐。這些都表明，我國政府采購正系統地服務于國家發展大局。
成協中：政府采購已從單純的“采購行為”轉變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數據的穩步增長印證了政策的可持續性。政府采購已成為中小企業獲取訂單、穩定經營的關鍵渠道；而小微企業合同金額占比提升0.7個百分點，反映出政策持續優化并精準聚焦于抗風險能力最弱的小微企業群體。
謝堯雯：小微企業合同金額占比提升0.7個百分點，體現了政策設計從強調“中小企業整體占比”轉向確?！靶∥⑵髽I實際受益”。通過設置專門面向小微企業的標包、實施價格扣除等措施，有效避免了大企業擠占份額的問題，顯著提升了小微企業的中標概率與實際獲得感。“政府集中采購+預算單位自主采購”的雙輪驅動模式，將脫貧地區農產品與全國政府采購需求直接對接。這種“產地直達消費端”的供應鏈創新，不僅提高了農民收益，更培育了鄉村內生發展能力，也是政府采購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創新。政府采購已成為實施宏觀調控、落實國家戰略的重要政策載體。
節能節水產品及環保產品占同類產品采購規模比重提升
丁時勇：數據顯示，盡管節能節水產品的采購金額有所下降，但其與環保產品占同類產品采購規模的比重卻在提升。這反映出在國家政策持續推動和市場機制逐步完善的雙重作用下，我國綠色采購的結構正在優化。財政部對綠色建材、新能源汽車等新興領域的支持，可能導致資源向這些新領域傾斜，影響了傳統節能產品的采購規模，但綠色采購范圍不斷擴大已是明確趨勢。未來，隨著政策與市場的協同發力，綠色采購的規模和覆蓋面有望繼續增長。
裴育：這充分反映了我國綠色采購政策體系的不斷完善和執行力度的不斷增強，是財政部及各地持續推進綠色采購工作的直接成果。財政部通過強制采購、優先采購等方式，建立起強有力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地方積極響應，在電子化監管、產業鏈協同等方面探索創新，進一步放大了政策效應。多地還實施價格扣除或評標加分政策，使綠色產品在競爭中更具優勢。節能認證已成為投標中的“硬指標”，技術評分權重明顯向綠色產品傾斜。
姜愛華：近年來，財政部在多個領域推進政府綠色采購，取得了顯著的政策效果，起到了關鍵的示范引領作用，帶動了市場主體的綠色消費，為我國實現“雙碳”目標作出了積極貢獻。
趙勇：這些數據提升與各地推進綠色采購密不可分，主要得益于一個日益完善的“政策工具箱”：第一是需求側的強制與優先采購機制。通過發布并動態調整節能、環保產品品目清單，實行強制和優先采購，為綠色產品創造了穩定可觀的市場空間。第二是財政部聯合相關部門印發了綠色建筑、綠色數據中心等政府采購需求標準，為采購人提供了明確、可操作的技術指引。第三是重點領域的強力示范，特別是在公務用車領域，明確且嚴格的新能源汽車采購比例要求，強力推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和技術普及。政府采購正在通過其巨大的市場規模和示范效應，有力地引導生產和消費模式向綠色低碳轉型。
成協中：節能節水產品及環保產品占同類產品采購規模比重的提升，是我國政府采購踐行綠色發展理念、落實“雙碳”目標的直接體現，反映了綠色采購政策體系的落地成效以及市場對綠色產品的需求升級。綠色標準已融入政府采購的全流程管理，從需求制定到評審驗收的各個環節都通過精細化管理確保政策有效執行，從而直接推動了采購規模占比的提升。
謝堯雯：這一變化，推動政府采購逐步由單純的市場交易行為，向引導產業綠色轉型、促進經濟社會低碳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轉變。一方面，政府采購通過形成穩定的綠色產品和服務需求，引導生產企業增加節能環保技術研發投入，加快綠色產品創新與迭代，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持續動力。另一方面，政府采購以其規模化和常態化的特征，向社會傳遞清晰的綠色消費信號，也會進一步強化市場對環保產品和服務的認同與選擇。
來源｜中國政府采購報
